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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天下以奉一身
杨朱讲过的一句话尽人皆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他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却几乎人尽不知："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自杨子所处的百家争鸣时代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国体便在他后面说的那句话中，或许应该对他另眼相看。
王立群读史记，在说到胡亥、赵高胁迫李斯发动"沙丘政变"谋害嫡长子时，问过一个有趣的问题：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为什么他只盯住一个扶苏，其它的儿子干什么去了？答案是：秦朝施行"郡县制"，皇帝的儿子也没有封建的机会，所以在政治上等于不存在。自此之后，周以前封土建国的贵族们凋零殆尽。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就是皇帝以"一身"受奉于一个"扁平"天下的国体。所以又有"秦制两千年"的说法。
这中间当然还有一些反复。汉王入咸阳誓废秦法，开国前后也有异姓王、同姓王之分封。但没出几代，还是以巨大的代价实施了"削藩"。后面各朝虽然也保留了"王"及五等爵位，但大都是虚衔，没有制度设计上的实土和实权。基本上，每一次封建反复都会使皇帝更穷凶极恶地看好自己的权力。清朝刚入关时还保留着" 八旗议事"的贵族传统，但经过雍正、乾隆，终于集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集权的皇朝。
除了诸侯王的偶尔反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贵族群体要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士族是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经曹魏"九品中正制"加以强化，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士庶不通，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唐。简单地讲，唐太宗不是门第出身，他做了皇帝想嫁公主，士族世家都不想要。生活上如此，政治上当然可以想见。这促使唐太宗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科举取士，社会形态又为之一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进士轻薄
有人的地方就有三流九等，科举时代庞大的官僚群体算不算贵族呢？严格说是不算的。首先这是一个变动剧烈的群体，不停有新的成员从下层补充上来；而且，大部分官员最终还是要回归乡里。与其说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更接近皇帝，不如说他们在文化上更接近农民。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越是发达的家庭，可能越注重来自草根的《朱子治家格言》。
说穿了，皇帝都是从下层上来，又何况官员呢？唐代禅师、六祖亲传弟子荷泽神会大师在论述"凡夫一念成佛"的"不可思议"道理时，居然用了"布衣顿登九五"的例子加以类比。可见这事儿在当时已不新鲜，也无忌讳。
但自唐开科取士开始，就有了"进士轻薄"的讥评。钱穆对这伙"新贵"的评价是："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在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变不了。而唐代政府，就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钱先生后来还谈到宋代进士，又说唐代进士比起来还算好的，宋代更轻薄。就这样一代不如一代。当然说到"进士轻薄"，还是明朝的亡国皇帝崇祯最有发言权。
草根的生命力
我想，不会有人真地在意中国有没有贵族。何况时至今日，别说中国，就是外国贵族也多属牵强。人们有时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更多地还是不满于当前中国人的精神状况，而做的讽今之谈。具体说来，就像北岛最近谈到的弥漫于今日中国的"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不过何新的评论更为形象和沉痛："当代的中国人，在某些行为方面，已蜕化为当今最缺乏文明教养、礼仪风范的准野蛮民族。我们今天茹毛饮血，我们今天野合杂交。我们拒绝承担任何没有功利意义的责任，我们拒绝尊重一切超实用的精神价值。" 这段话何新写于1980年代。20多年过去，唯一还可以使人欣慰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成长；也因此，才有了这篇《为什么中国没有贵族》之谈。
但事物总有两面性。20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精英集纳诸子百家的学说，而最终选择了政治与文化上的平民化道路，今天看来，实在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古代诸文明多由贵族维系，一个阶层衰败，文化也随之式微。人们今天还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埃及亡灵书》，但还有谁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呢？就是在中国，《周礼》之前的贵族礼制也无人能悉。但动摇贵族之本的春秋战国动荡时代留下的诸子学说，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中。从至圣先师的"有教无类"渐到隋唐之后的开科取士，中国就这样把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设计融为一体进而扎根于民间，虽迭经忧患，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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